萨特：哲学属于每一个不愿虚度人生的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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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

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到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萨特在1939年入伍时开始计划写这本书，并勾勒了框架，直到1943年初才完成这部著作，有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段时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食物匮乏，电力短缺。然而看起来艰苦的环境，对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同时期萨特还完成了自己的其他几部小说萨特名言，此时的萨特正开始自己的创作高峰期。随后萨特开始进行戏剧的创作。

萨特希望通过一个戏剧的演出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消除他们的懊丧情绪，为抵抗战士呐喊。1943年，萨特完成了剧本《苍蝇》，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同时，迪兰开始对《苍蝇》进行彩排，女主角由奥加尔扮演。首次公演之后，很快就引起了轰动，不少人从中获得了力量，抵抗组织秘密出版的《法兰西文学》也高度评价《苍蝇》。最终在德国人的压力下，《苍蝇》最终停止了演出。

《苍蝇》停止演出后不久，由于万达在《苍蝇》中只是跑了龙套，而她希望能够演一回主角，萨特开始着手新的戏剧。这一部剧萨特写的十分顺利和轻松，一开始定名为《他人》，演出时更名为《禁闭》。在这部剧中，萨特借人物之口说出了：“他人即地狱”。这句话也是萨特流传最广的句子，然而人们更多的是对于这句话的误解。萨特的本意是，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许多人生活在这地狱般的环境中，因为他们太依赖别人对自己的判断。同他人的关系才是这句话的重点。

1944年6月10日晚《禁闭》首次公演，同样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名人

在《苍蝇》彩排的那个下午，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阿尔贝·加缪。”在此之前，1942年九月底，萨特就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的。在评论中，萨特高度赞扬了这部震撼他的小说，独具风格的评论给加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早之前，加缪也为萨特的《恶心》写过评论，同样高度赞扬了这部作品。这之后加缪和萨特就成为了好友，一起进行抵抗运动，萨特也为加缪主编的《战斗报》写稿。之后萨特的名气越来越大，加缪对此很敏感，开始与萨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1952年，加缪的小说《反叛者》出版，萨特想找人在《现代》杂志上评论一下，但是谁都没有应承下来，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这本书，而萨特则希望评论能够温和一点。后来一个年轻人接下来这件事，并以萨特不希望的方式写了这篇文章，直接指出了这本书的缺点。随后这篇稿子被加缪看到，加缪勃然大怒，写了一篇文章，矛头直指萨特。萨特随即写了一篇文章反驳，两人的关系也就中止了。1960年加缪因车祸去世，萨特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

在巴黎解放后不久，萨特与海明威相识。当波伏娃和萨特来到海明威住的旅馆时，海明威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海明威是作为战地记者来到巴黎的，当他看到萨特的时候，猛地坐了起来，抓住海明威，激动地说：“你是一个将军萨特名言，我，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

1945年，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正式出版，他还主编了一个评论杂志《现代》。萨特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名气，他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这个称呼最早是在1945年夏天，在塞尔夫出版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称萨特为存在主义者。尽管萨特本人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但因为这个称呼实在太受欢迎，也只好接受了。

冠以存在主义的萨特思想，很快就风靡全国，进而在世界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从此萨特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思想明星，一举一动都会上新闻。只要他走在街上，就会有摄影记者对他拍个不停，人们开始讨论着他的趣闻轶事。

这一切让萨特感到不适，他一直认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注定要处在孤寂中的，如司汤达、卡夫卡。他本人对自己的期望是生前籍籍无名，死后被人发掘价值。对于这种“萨特热”，他本人感到滑稽可笑，这种幻影和逢场作戏并没有让萨特冲昏头脑。

此时的法国公众饱受沦陷之苦，迫切的需要新的思想来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思。他们希望能够从萨特那里获得精神支柱。贯穿在萨特思想中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同他所处的境况的关系。这正是二战后法国公众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大多数的公众实际上都无法理解萨特的思想，他们只能尽可能的简化那种专业的哲学语句，然后去获得自己希望的观点。萨特很快就发现，名声并不一定是一个好东西，公众会对他有所期待，希望他与众不同。而我行我素的萨特自然不会理会这些人的要求。

直到现在，萨特也在承受着各方面的攻击，许多人把他们看不惯的东西标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然后归到萨特头上。事实上，萨特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阐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首先，存在是先于本质的，一个人首先是存在着的，然后才成为了某种东西。因此没有人性这种说法，因为并没有为人设定本性的上帝。人不仅仅是自己所构想的人，还是他投入存在后萨特名言，自己所愿意成为的人。人除了是自我创造之外，什么都不是。人应该对自己的存在负有全部的责任，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因为它关系到全人类。人在创造自己时，也创造了他人。

介入

战后的萨特思想上开始出现转变，他开始强调：介入。他认为作家必须通过其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写作。萨特还专门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1964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作家的写作行为包含着阅读行为，两者相辅相成。写作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人民不可能在没有读者群和神话的情况下写作，写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需求。作家们要为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

1949年萨特为让·热内的一本书作序，但当萨特完稿时才发现这篇序有578页。最终出版社干脆将这篇在1952年单独出版，书名为《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这本书可以视作萨特的又一本伦理学或哲学著作。让·热内与萨特在战争期间相识，萨特喜欢热内在社会将他视为小偷、同性恋的情况下，依然正视了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由的理解上抱有一致性。

在完成这部书后，萨特开始从对于文学的迷恋中脱身，他向波伏娃喊道：“文学，全是狗屁！”在他看来，文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时他已年近五十，从童年起，萨特就视文学为呈现真理的东西，然而此时萨特却开始怀疑自己，他认识到自己对于文学的痴迷状态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事实上，生活中有比文学多得多的东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对于词语的占有欲。1953年，萨特开始花费大量时间来写自传，进行自我分析，对于他来说，审视自己是很有必要的。任何一个对自己的生命有所要求的人，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审视自身的机会。

社会

“如果我被拷打了，我会怎么样呢？”，1946年萨特将这个想法诉诸于戏剧，完成了《死无葬身之地》。在萨特看来，严刑拷打并不简单的是一次施暴，从哲学上看这是人性的毁灭。首先，作为一个被拷打者，无论他承受了如何的痛苦，最终一旦垮掉招供，那么他之前的抵抗就无意义了，由此他便会将自己变为施暴者的同谋。换言之，是他的招供变相的引发自己前面遭受的拷打，而自己也被抛向了耻辱的深渊。另一方面，施暴者一旦获得了招供，那么他就证明了自己的拷打是对的，对方不过是自己手里需要教训一番的畜生。最终施暴者去摧毁同类的人性，而自己的人性也被摧毁了。

而那些被火烧热烙、残肢断体的人，没有招供的人却打破了这种恶的循环，重新定义了人性——即包括他们自己，也包括拷打他们的人。萨特这一部探讨人类边缘的戏剧遭遭受了很大的争议，萨特最后说：“我没找到，在一天中的每一个时刻，巴黎的每一个角落，人被一百次的毁灭和再生。”

萨特另一部轰动的戏剧是一个7幕剧《肮脏的手》，里面的主角是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最终这部探讨历史转变时期人的道德、理想、个人、超越等等关系的悲剧，最终因为冷战的开启，陷入了政治困境中。剧名《肮脏的手》指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

1951年6月7日《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这是他自己评价最高的一部剧本。这部剧再次再次探讨了道德、异化、欺骗、自由等等的矛盾与超越。这一时期萨特还创作了《恭顺的妓女》、《基恩》、《涅克拉索夫》等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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