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5个子女不同命运：大儿子瘫痪后，他每隔2小时为其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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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7日，党的总设计师、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领路人邓小平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在送别小平同志的那天，夫人卓琳眼含热泪，伤心欲绝， 时年81岁高龄的她坐在飞机上，用颤巍巍的双手将丈夫的骨灰捧起时，久久凝视，仿佛回忆起了与丈夫走过半个世纪的沧桑历程。

在这段相处近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中，他们一共孕育五个子女，他们之中有作家，有画家，也有继承父志的政治家，五位子女人生轨迹虽不尽相同。

但他们于最艰苦的岁月中，却都不约而同地以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昭示着邓家人的良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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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与邓小平相识在1939年的金秋时节，那时的延安，是党的中心腹地，时年35岁的邓小平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当得知延安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时，邓小平怦然心动， 连续两次托人说媒，都遭到了当时对邓小平不太了解的卓琳的拒绝。

但邓小平并未因此放弃，“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邓小平的真诚与坦率面前，比邓小平小12岁，并且曾经发誓不嫁工农干部的才女卓琳终于被打动，欣然同意了邓小平的求婚。

在杨家岭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前，战友们为这对新人举办一场简单朴素的婚礼后，没过几天，夫妻俩便一起开赴太行山去。

由于工作原因，夫妻二人聚少离多，邓小平在前方师部坐镇，卓琳便在后方支援后勤，只有等到邓小平到司令部来开会的时候，夫妻俩才能见上一面。

直到1940年9月，卓琳终于被组织调到了邓小平的身边，并担任他的秘书，从此，这对结婚已经三年的夫妻，才得以朝夕相处，相濡以沫。

但就在次年，气焰嚣张的日寇开始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扫荡，邓小平所在的师部也进入了八年抗战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就是在这期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邓林出生了。由于当时战事相当吃紧，部队被迫转移，邓林生下来仅仅七天， 卓琳不得不强忍泪水将孩子托付给延安一家百姓，让他们代为抚养。

两年后，当夫妻俩返回延安，卓琳再次见到小邓林时，孩子已经廋成肉包骨头。

而当卓琳牵着女儿的小手与这家百姓告别时，两岁的小邓林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却并不亲昵，反倒一步一回头对养母依依不舍。

回到母亲身边的邓林也极少有时间享受到母爱，战场的残酷不得不让父母送进了延安保育院。

在她童年的成长过程中，她认识了一大堆干妈，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的邓林，已经成了“公家”的孩子。

接下来的几年内，长子邓朴方与次女邓楠相继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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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反攻阶段，此时的邓小平正在前线指挥淮海战役，作为部队家属之一，卓琳也只能带着三个孩子随着战争的进程，跟着部队不断地转移。

战事稍微稳定后，卓琳与其他四位家属被安排同住在邢台的一个教堂内，每到晴朗天气，卓琳都会将一个大铁皮澡盆放在教堂的屋顶上，下午给三个孩子洗“日光浴”。

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才女，卓琳深知晒太阳的好处，于是，在那段时间里，三个孩子都被晒得皮肤黝黑，但却十分健康。

重庆解放后，为了解决部队干部子弟上学问题，卓琳积极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寻找校舍，聘请教师。

陈毅一家和邓小平一家

在她的努力下，一所专门为烈士遗孤、干部子女开设的学校被筹建起来，卓琳出任校长。

孩子们都十分调皮，卓琳为了镇住他们，她要求自己的孩子都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邓林与弟弟邓朴方只要稍稍违反纪律，就会遭到“校长妈妈”的训斥和整肃。

五岁的邓楠当时个头很矮，却被卓琳安排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与大孩子一起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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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邓小平一家从偏远的大西南搬到北京，为了不给中央添“麻烦”，卓琳主动申请从安全部门调动邓小平身边，继续担任她的秘书。

复出后的邓小平

当时，在中央领导同志当中，要数邓小平的文件最多，一向行事低调的卓琳每天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丈夫将这些繁杂的文件整理清楚，并逐一进行分类和登记， 然后，她就会叫个三轮车，亲自将这些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

除了工作外，卓琳还要兼顾家庭中的琐事，她一边照看两岁大的邓榕，一边对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也是体贴备至。

邓小平平生最爱喝龙井，卓琳便精心规划每月开支，总能攒下一份钱为丈夫添置一壶暖胃的好茶。

1959年：邓小平、卓琳与幼女、幼子在中南海

而且每天早上都要泡一杯龙井放在邓小平的办公桌上，等邓小平喝完后，剩下的茶水她自己才接着喝。

到了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供应的油和肉都非常稀有，但邓小平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还是可以享受照顾的。

但邓家人更愿意将这样的“照顾”与亲戚们一起分享，一来二去，这些油和肉在被十几个人一摊，就所剩无几了。

卓琳心疼邓小平，经常给邓小平开小灶，时间一长，邓小平就不乐意了，坚持要和大家同桌而食。

这时卓琳就会为丈夫单独准备一个菜，但是邓小平也经常将这些菜分给孩子们。饭桌上，邓小平也很民主，与大多数普通家庭相同，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聊天。

大到国家大事，小到家长里短，天南地北，人文地理，都可以畅所欲言。说得正确，邓小平会点头微笑，说错了，也不会责备孩子。

在邓林的记忆中，父亲从未打骂过孩子，如果子女之间起了争执，邓小平也会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他们说：你们出去打！

邓小平和长子邓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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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时期内，邓小平被停掉职务， 卓琳始终与丈夫及孩子们不离不弃。 1967年的秋天，邓小平一家搬出中南海。

在那样一段艰苦难熬的岁月中，夫妻俩相互鼓励，每当卓琳被叫去扫院子的时候，邓小平都会跟在卓琳后面，帮着她一起扫。

每当思念孩子们的时候，邓小平的烟抽得更频繁了，看着丈夫如此，卓琳也非常焦虑，她时常会将邓小平抽过的烟头，再次点燃啜上两口，以此排遣心中的无奈。

1968年9月，邓朴方在离地面约八米处直接摔下，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遂导致半身不遂。

右起：卓琳、邓小平、夏伯根

1969年10月22日，夫妇二人与继母夏伯根一起，携带一些简单的个人物品，登上了去往江西南昌的专机。

在南昌，夫妇二人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监管劳动。

纵观邓小平一生，一向沉默寡言的邓小平极少写信，但在这段时期内，他一反常态，估算一下， 在那十年内，邓小平所写的信远远超出了其他时期信件的总量。

在邓小平写的这些信件中，谈及最多的就是长子邓朴方。但两年后，邓朴方的病情刚刚有些好转， 卓琳便马上将儿子接到了自己身边，亲自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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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邓朴方的到来，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邓朴方最重的工作。他每天要为儿子翻身，搓澡，而卓琳则干最脏的活，倒屎倒尿，更换弄脏了的被褥。

因为担心邓朴方会长褥疮和蹭破皮肤，夫妇二人每天要为他擦身洗澡，以保持皮肤干净和干燥。 夫妇二人分工合作，卓琳端水，邓小平亲自为儿子擦身。

那时正值炎炎夏季，江西的天气闷热潮湿，邓小平每隔两个小时就要为儿子擦一次身。

到了夜里，他就定好闹钟，这样不管自己多困，总能在闹钟的提醒下，准时为儿子“服务”，直到天亮，才去工厂上班。

邓朴方

二女邓楠接受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此时的她正在陕西富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牵挂着她的母亲会时常写信，告诫她一定要入乡随俗，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不给当地父老添麻烦。

此外，在信里，卓琳还对远在他乡的邓楠学习、生活、工作各方面都做了详尽的指导。

在江西的岁月是艰苦的，那时，中央只给邓小平一家人200元的生活费，这对于邓小平一大家人来说，杯水车薪。

为了节省开支，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节俭度日，当时，他们所居住的楼前有一块空地。

邓小平夫妇就在此开垦出一亩地，再与老百姓借了一点种子后，他们就在此种上了辣椒、茄子之类的蔬菜，自给自足。

邓小平夫妇一共在江西待了三年零四个月，期间，邓榕背着沉甸甸的背包， 从黄土高原一口气走了三十里路，从插队的村子到江西南昌，花了整整七天时间，才与父母见面。

每到下午落日时分，邓小平总爱在小小的院子里散步，他步伐很快，沉思不语，一圈又一圈地在红色的砂石地上踱着步子。

正是在父亲这种矫健的步伐中，在邓楠眼中的父亲，永远是那样的自信，从容，他似乎已经看到天空的阴霾即将驱散，光明即将到来……

晚年邓小平和家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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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17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邓小平再次日理万机，工作繁重。

此时，卓琳便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邓楠的丈夫，据邓榕回忆，邓小平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家里，卓琳成了整个家庭的中心。

除了照顾好自己的五位子女外，她姐姐的孩子也到了邓家，卓琳视如己出，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孩子们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正是卓琳无私的付出，不仅让邓小平能够安心工作，真正成为“人民的儿子”，他们的五个孩子也有着各自的精彩人生。

邓小平和卓琳与儿孙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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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对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邓林，即便是在特殊年代，依然坚持在中央美术学院坚持旁听，学习中国花鸟画的技法。

她师从著名画家李苦禅、郭味蕖和田世光等几位老先生，让邓林收益颇多，但很快运动的风潮吹到了学校，邓林也被迫来到河北宣化进行劳动改造。

幸运的是，在此之间，她可以享受干部待遇，每月还有46元的工资，在这里， 邓林不仅学会了挑粪、插秧等农活，也到军工厂学会了开机器。

当邓小平夫妇回到北京后，邓林的艺术生涯开始有了新的契机，她被分配到中国画院工作。

邓林

但在这里，邓林的心情并不轻松，由于自己的画风与当时盛行的“革命美术”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在动笔前她都会深思熟虑，担心自己的画作不但不会卖座，而且还会挨批。

但是，在画院，她却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对象是毕业于湖南衡阳矿业学院的青年干部吴建，次年，他们便有了爱情的结晶。

后来，邓林的画风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旦有了得意之作，第一时间她便会拿给父母欣赏邓楠的丈夫，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于女儿的画作，邓小平的评价总是言简意赅邓楠的丈夫，“有进步！”三个字中包容着支持女儿从事艺术创作的千言万语。

而作为母亲，卓琳会更加显得关切和细致，她总提醒女儿不要被人家的赞誉搞晕了，一定要实事求是。

邓林的绘画艺术造诣颇高，这已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她的作品带有中国传统绘画的浓重色彩，力透纸背而又个性十足。

邓林对父亲十分尊崇，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为爸爸拍摄一组照片，记录邓小平的一天的生活。 但退休后的邓小平一天的生活仍是忙碌的，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很好地完成。

如今的邓林已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她依旧继承着邓家人的淳朴家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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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邓朴方跟随父母回到北京后，整个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到国外接受了治疗，也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他决心为中国残疾人事业做点实事。

这个想法，也得到了邓小平夫妇的支持。随着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逐渐了解，邓朴方不再满足于只建立一个康复中心，而是想让残疾人事业当成一项长期工作，推向全国各个角落。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88年3月，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正式成立，此后，邓朴方便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国人的残疾人事业当中。

由于自身高位截瘫，邓朴方只能躺在床上坚持工作，由于长时间透支，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

有一年整整一个冬天，他一直在发烧，但他依旧带病坚持工作，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

三十多年来，除了西藏和台湾外，全国所有的省市区几乎都有他的足迹，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

1988年，邓朴方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1990年获康复国际主席奖，2003年，荣获联合国人权奖，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此项殊荣。

2005年11月19日，国际残奥会授予邓朴方国际残奥会勋章，以表彰他为推动国际残奥运动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2008年，是邓朴方担任中国残联主席的第20个年头，就像自己父亲邓小平一样，此时他也选择了急流勇退，这也是邓朴方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向父亲致敬。

虽然邓小平从未正式地评价过邓朴方的残疾人事业，但是邓朴方知道，父亲一直默默地关注着自己， 1984年，邓小平特意为邓朴方题字：不惑。

千言万语，都留在了这两字之中。

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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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女邓楠在父母返回北京后，就一直奋战在科技战线。 当贵州天眼建成后，邓楠率领中国科协高层前来考察。

当天，她深情地说：“天眼的建成将大大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意义重大，令人振奋！”

邓楠行事十分低调，在她的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邓小平的三女邓榕对爸爸的感情最深，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她，负责邓小平晚年的生活。

她经常随邓小平出访国外，随行见闻，她便用文字记录下来，由此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

她先后发表著作《我的父亲邓小平》等，深受读者的喜爱和好评。

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是位名副其实的海归博士，为我国物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邓小平不仅疼爱孩子，孙辈们他更是异常关心。邓小平和蔼、可亲，在家里，他很随意，所以小孙子有时也敢调皮地去挠爷爷的脚掌心。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考察，当他来到事先并未通知清场的商店内时，给孙子们买了四支铅笔和四块橡皮。

他说：铅笔是希望孩子们能好好学习，而橡皮则是希望他们能及时更正错误。

卓琳到香港

小平同志逝世后，妻子卓琳完成了邓小平的未了遗愿，亲自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走了走，看了看。

而卓琳的晚年也相当低调，邓林说：“母亲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钱，钱基本上都捐出去了，无论是太行山贫困山区的孩子还是自己挚爱的《红楼梦》研究会，还有儿子的残疾人基金会，让她痛心不已、寝食难安的汶川地震受难的孩子……都曾接受过她的捐款。”

邓小平一生喜爱大海，去世后骨灰又被爱人卓琳亲手撒入大海，他的五个子女的胸怀也像大海一样博大，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默默奉献他们的毕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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