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告诉她：“有梦的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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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杨苡

十六岁发表《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

杨苡先生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我是一个好做梦的人。”巴金先生回复她：“有梦的人是幸福的。”

于是她写“梦”——《梦萧珊》《梦李林》《梦回武康路》《碎梦难拾》……篇篇情深意长；

于是她讲“梦”——童年、少年、青年……直至老年，有苦难，有欢乐，段段扣人心弦。

那是立春后的一个晴朗的上午，我照例登门去看望102岁高龄的老人，照例坐在她的身边听她讲述“朦胧得像罩上一层轻纱般的梦”。和煦的阳光洒满了杨先生的卧室，她半倚在床上，整齐的白发如银丝般闪亮，慈祥的笑容如孩童般清朗。

她递给了我一叠纸和一支笔，见我不再拒绝，露出了快慰的笑容——“我的手写字已经很困难了……”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这样说过。我知道，杨先生还有一段“美丽的如梦一般的往昔岁月”没有写出来，但我不敢答应，担心完不成任务，担心达不到她的要求。

那天的讲述是这样开始的——

“你知道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吗？”她笑眯眯地望着我，眼光中藏着神秘和骄傲。

“一定是诗歌，或者是随笔。”面对着这位享誉文坛的诗人和作家，我的想象力实在有点窘乏，其“处女作”难道还会有其他？

“不是，都不是！是一篇评论文章——《评中国旅行剧团〈雷雨〉的演出》。”杨先生得意地揭开了“谜底”，笑得像孩子一样。“那是1935年，我16岁，正在读高一。中国旅行剧团来天津演出曹禺的话剧《雷雨》，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明星大剧院。我着迷，我系恋，竟然前后看了三遍！回到家里，我坐不住了，手心发痒，一口气写下了这篇评论，并且直接投给了天津的《庸报》。没想到，居然发表了，占了小半个版面呢！”

我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您……您……”竟一时找不到词语。

“是的，没有人知道。我用的是笔名——晓黛，林黛玉的黛。这是我哥给我起的。”杨先生的哥哥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她爱她的哥哥，也爱他给自己起的这个笔名。“可能是希望我也能像黛玉那样，成为一名才女吧，我哥同样是一个爱做梦的人。”杨先生将头缓缓地抬了起来，定定地望着天花板。阳光在上面肆意地涂抹着，晃动出一圈一圈的光影，如同梦幻一般。

记得杨先生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过去的事真像是梦，再入梦乡，却又会捡起过去的事装饰了如今的梦。”多么美妙，多么动人。我的心不由得狂跳了起来：难道说，舞台也是她的梦想之一？她也曾经做过关于它的五光十色的梦？

八岁排演了默剧《玛利亚》

说来话长，以前杨先生也曾随意间聊过，早在小学三年级时，她就登台演过戏。可是作为听客的我们都没有在意，只是一笑而过。此时，当我摊开稿纸认真地开始记录时，杨先生的讲述将我身临其境般地带入了她的梦里——九十多年前的一个真实的梦里——

当时的她刚满八岁，正在天津中西女中附属小学读书。圣诞节的那天学校排演了一出默剧《玛利亚》，只有音乐，没有台词。她扮演的是主角——圣母玛利亚。那是一个破旧而简陋的马厩里，玛利亚坐在铺满稻草的地上，双手扶着一只摇篮，摇篮里睡着她那刚刚出生的孩子。……这时灯光亮了，集中地打在她的脸上；音乐响了，柔美而又曼妙。她低下了头，有如一尊精美的雕像……我被她的讲述迷倒了，不敢想象尚处髫龀之龄的她，是怎样将神圣的母爱表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

杨先生笑了，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继续讲述她那久远的并没有结束的“梦”：“第二年的圣诞节，我又上台了。可能是老师出于对我的欣赏和鼓励吧，再一次让我出演《东方博士》。”我听杨先生说过，中西女中是著名的教会学校，包括它的附小，每年都要于圣诞节的这一天，举办全校的联欢会，以纪念耶稣的诞辰。她说：“这个戏是接着去年的那场演出的内容，耶稣应该一岁了。于是包括我在内的三位‘东方博士’，双手捧着礼物前来为他庆贺，我们虔诚地向他鞠躬，向他行礼。舞台的布景依然是当年的那个马厩，他出生的那个马厩。”我屏住了呼吸听她讲述，仿佛也随着她走进了那个梦一般的舞台上，走进了那个传说中的耶稣诞生的马厩里。

杨先生停了下来，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随后又将头慢慢地转向左边的墙壁，那里悬挂着她母亲的照片，慈祥而又端庄。“为了演出东方博士，我母亲特意叫裁缝为我缝制了一件深蓝色的素缎袍，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耀眼夺目。”难道是母亲的爱融入了她的血液里？难道是表演的天赋潜藏在她的身体里？这个“梦”是多么的诱人，这个“梦”是多么的神往。

杨先生的脸因为激动而泛出红晕，毕竟是期颐之年的老人了，我不能不关照她的健康。她摆了摆手，表示不要紧，只是接过我递上的杯子，轻轻地抿了一口。“后来我升入了中西女中，学校依然提倡每周演话剧，毕业班演英文戏。而我也深深地迷恋上了话剧。”杨先生将杯子放回到床头柜上，又兴致勃勃地继续讲了下去，“那是高一年级，我又一次登台了，这次演出的是李健吾的独幕剧《母亲的梦》，我扮演女儿英子。”杨先生一脸的自豪，“剧本是由巴金先生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有台词，不再是自己编的哑剧了。”

我惊愕了，不完全是因为杨先生和她的同学们能够排演正式的话剧了，而是因为她们竟然能够演出李健吾的作品。李健吾是中国近代的著名作家和戏剧家，曾留学于欧洲，深受爱尔兰著名戏剧大师辛格的影响,并将其代表作《骑马下海的人》改编成了《母亲的梦》，又不失中国本土化与民族性的特色，被戏剧史家称作是“近代中国戏剧中‘母亲’形象的新书写”。

我试探性地问杨先生：“这是一部反战的作品，角色只有三个人——母亲和她的一儿一女。”“是的，挑战性很大。”杨先生挥动着手臂，“我至今都忘不了其中的一句台词——母亲的儿子被逼得走投无路，被抓去当兵。望眼欲穿的母亲一连几夜都梦见了他，开口在跟自己要鞋子。于是一大清早，她便忙活了起来，要给不知在何方打仗的儿子做双鞋捎去。就在这时，从邻居家传来了儿子已于上个月在直奉战争中阵亡的消息，母亲惊呆了，一下子跌坐在凳上，手中正在剪裁的鞋样子也掉在了地上，喃喃地说：‘鞋样子……’这时我哭着扑了上去，大声喊着：‘妈！妈！’然后闭幕。”

多么投入的表演，让杨先生至今难以忘怀。没等我再问一下具体的细节，她又讲起了一段更加令人惊叹的故事：“高中毕业时，我带头反对再演英文戏（每年），我还当过一次导演，排演的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不过……”她不好意思地补充了一句，“仅仅是‘之一’，总导演是一名叫做‘雪’的外籍老师。”

我沉迷在她的讲述中，早已忘记了手中的记录。“难道您是无师自通？”面对着杨先生珍藏多年的这段舞台之梦，我不禁脱口而出。

“梦不是编造出来的，是编织出来的。那时候年轻的学生们都会编织梦想，编织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她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调转话头，引出了又一段故事——一段如何编织梦想的故事。

“我曾经也是一个影迷，好莱坞的片子，基本上场场不落。不仅爱看，而且爱去琢磨：他为什么演得好？什么地方演得好？……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电影明星是美国的女演员瑙玛•希拉，她得过奥斯卡奖，她演的《绝代艳后》让人如痴如醉。”毕竟是隔了一代，她见我停下笔，一脸的茫然，便将纸和笔接了过去，一笔一画地用英文写下了她的名字：。

多么清晰的笔迹，真不敢想象是出自于一位百岁老人的手。既然要“编织”，就一定还有下文。果然，一心崇拜于瑙玛•希拉的这位小小中学生，后来用英文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对她的喜爱和敬仰，甚至还提出建议，以她的表演风格，应该去拍摄《罗密欧与朱丽叶》。她将信直接寄到了与瑙玛•希拉签约的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不承想，对方竟然回信了，而且还寄来了一张本人亲自签字的6英寸黑白照片。杨先生用手比划着，兴奋地告诉我：“这封信在当时的学校里，在班上造成一个小小轰动。”

“哈哈，杨先生也当过‘粉丝’！”我大笑起来。

“不错，而且是‘铁杆’的！”她将我的话接了过去，“但是我并不吹捧她。1935年《雷雨》公演之后，同学们都跑到法租界的惠中饭店去看下榻在那里的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员们，我们约了三个同学也去了。后来，剧组的演员们陆陆续续从我面前走过，无不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其中赵慧深还停下了脚步。我听到他们在小声议论：‘《庸报》上的文章就是她写的？这么点小，还是个孩子呢！’”

故事终于又回到了1935年的那份《庸报》上。

我问杨先生，现在还能找到吗？她遗憾地摇了摇头；我又问，底稿还在吗？她惋惜地叹了口气。一个16岁的女孩子究竟写了些什么，竟让当年的舞台明星们对她刮目相看，也让如今的我好奇不已。

“就是将演出的风格和每个演员的表演评价了一下。”口气是那样的轻松，似乎只是随便写写而已。

与唐若青、陶金和章曼萍等人成了朋友

中国旅行剧团于1933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唐槐秋先生。上个世纪初，留学巴黎航空专科学校的他，广泛地接触到了欧洲的现代戏剧，于是他产生了这样的抱负：“我在法国时看见许多用汽车装着布景、道具、团员，在平坦的公路上驰驱，连舞台（用帐幕搭成的）也自己带着的欧洲旅行剧团，也曾有过一个梦想——在中国组织一个旅行剧团。”于是回国后，他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吴家瑾和年仅16岁的女儿唐若青，还有十数位年轻的话剧爱好者，成立起了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个民间组织的职业剧团，且于筚路蓝缕之中艰难地存在了十四年之久。

中国旅行剧团曾多次来天津演出，第一个戏便是《梅萝香》。剧本的原型为美国剧作家欧根瓦尔特的《捷径》，以女艺人梅萝香的不幸爱情生活为主线，反映了金钱世界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当时只有15岁的初中学生杨静如（杨苡的原名）成了它的忠实观众，她喜欢上了因为扮演梅萝香的闺蜜好友“小春兰”而一举成名的唐若青，还有演员陶金和章曼萍等人，他们年龄相差无几，很快便成了朋友。

既然是朋友，便没有了任何顾忌；既然是戏迷，便可以信笔直书。于是她提笔了，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评论文章。

在文章中她说，后来周朴园扮演者换了戴涯，其演技不如A角唐槐秋，唐先生可谓“性格演员”，烈火般的激情牢牢地抓住了观众的心；她说，蘩漪的扮演者赵慧深，是真正的体验派演员，她并没有什么强烈性的动作，却始终沉浸在人物的精神世界里，表演得细腻而又深刻；她说，鲁妈的扮演者是年仅17岁的唐若青，竟能将年近半百的老妇表现得栩栩如生，仅从化妆来看，也不得不敬佩她的牺牲精神；她说，陶金和章曼萍饰演一对恋人周萍和四凤，其表情之真，动作之美，拿捏得非常到位；她还说，唯一不满意的，是鲁大海的扮演者曹藻有梦的人，操着一口浓重的西南方言，吐词不是十分清晰……

杨先生缓缓地讲述着她的文章内容，讲述着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往事，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专注，如同昨日一般。我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有梦的人，品味着她的甜蜜，分享着她的快乐，却又禁不住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听她讲述？她在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的一段话：“人已老朽，往事皆如过眼云烟，云烟有的自然散去，有的却凝成一堆堆沉重的记忆埋在心底。要想重新翻腾出来说给世人听，恰似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很难描绘青少年时代的欢笑与哭泣，听故事的人也很难想象当时年轻人的执着与追求……”

102岁的老人，可能忘记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与悲伤，唯独忘却不了这挥之不去的梦丝，这牢牢植根于心底的情结。我想告诉她：当年她的“执着与追求”，我能够想象；当年她那梦幻般的理想，我能够理解。如果不是时代的动荡、社会的变迁，作为翻译家、诗人和散文家的杨先生，应该还有一个属于她的艺术园地，一个让她尽情展示才华的戏剧天地。这是她自8岁起就已开始编织的梦，就已开始追寻的梦。

这是1945年的事情，她竟然记忆犹新

那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击碎了杨先生平静的生活有梦的人，也击碎了她精心编织起来的梦。刚刚考入南开大学的她，不得不跟随着重新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迁徙于云南以及后来的四川。躲飞机，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吃大锅饭，睡茅草房，是她们的基本生活。从此，杨先生失去了与戏剧结缘的机会，失去了心中刚刚筑起的梦幻舞台。但是作为曾经的“执着与追求”，只要有机会，她就一定要跑进城去看场话剧，不管是专业的剧团还是业余的剧社，都可以帮她找回那个还没有编织完毕的梦。

“凤子在联大剧团演《祖国》时，托我一个要好的同学向我借过服装一件。白杨在重庆时，我去后台看过他们；章曼萍演《群魔乱舞》中的妓女小白菜，真叫一个绝；我最喜欢的还是舒绣文，她的戏路宽，什么角色都能演，动作细腻而舒展，台词清晰而流畅，不愧为重庆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之一……”杨先生又开始讲述了，滔滔不绝，娓娓动听。

大学毕业后，杨先生在位于重庆北碚的兼善中学找到了一份英语教师的职业。“学校里有一个自己创办的剧社，聘请了复旦大学的师生们前来指导。于是大家便联手排演了曹禺的《日出》，我在里面扮演李石清的太太。”杨先生颇为骄傲地告诉我。

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戏份的配角，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她的丈夫李石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靠着狡黠和奉迎爬上了台面。曹禺在剧本中是这样提示的：“一个十分瘦弱的女人，举止端重，衣服不甚华丽。神色温良，但罩满了忧戚，她薄薄敷一层粉，几乎没有怎么修饰，仿佛很勉强地来到这里，客气而很不自在地和陈白露说话……”

我不清楚这出戏学校剧社是怎么排演的，也不清楚杨先生是怎么扮演的，她没有更多地讲述，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她从陈白露那豪华的寓所中拉李石清回家的那段台词：“你在银行当个小职员，一天累到死，薪水还是不够家用。下了班还得陪着这些上司们玩，打牌，应酬。孩子没有上学的钱，也得应酬；到月底没有房租的钱，还得应酬；孩子生了病，没钱找好医生治，还是得应酬。”杨先生说，她是用哭腔说完这段话的。这是1945年的事情，她竟然记忆犹新。

时钟在嘀嘀嗒嗒地转动，整整两个小时过去了。杨先生累了，她将头靠在了身后的被子上。周围寂静无声，静得似乎能听见老人的心跳。我默默地看着她，想起了她曾经说过的话：“现在我已到了碎梦难拾的年龄，如落英散落在地上，无法俯身拾起。”

窗外的树枝在轻轻地晃动，屋内的光影随之摇曳与聚散。我忍不住俯下身来，在杨先生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就像以往每次和她告别时一样。我想对她说，却又悄悄地咽回到肚里：“放心吧，散落的碎梦一定不会遗失，它永远存活在你的心里。‘有梦的人是幸福的。’这是巴金先生对你说过的话！”

（陈虹，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戏剧家陈白尘之女）